一条辫子
1903 年春天，东京。
留学生会馆的房梁上，挂着一条剪下来的辫子。
辫子的主人，是清政府派驻日本的陆军学生监督。冯自由在《革命逸史》里写，这位监督姓姚，"有奸私事，秽腾学界"。这是冯自由的说法，章太炎在《邹容传》里也只写"姚甲有奸私事"。当时在场的人是这么讲的。
那天晚上，邹容带着翁浩、王孝缜、张继等五个人，闯进姚家，"批颊数十，持剪刀断其辫发"，然后把辫子挂在了会馆正梁上。
邹容（1885–1905），《革命军》的作者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佚名，公有领域
事后，姚找日本警察抓人。邹容和张继，回上海躲了起来。
邹容回到上海，写了《革命军》。
他那年，才十八九岁。
辫子，在留学生里也是一条线
这件事，鲁迅在小说《头发的故事》里，提过一笔。
小说里的"N 先生"，留学时剪了辫子，原因他说得很轻："这并没有别的奥妙，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。"结果，"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；监督也大怒，说要停了我的官费，送回中国去"。
几天以后，这位监督"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"，去剪的人里，有邹容。
这是小说，N 先生不等于鲁迅。但它写出了一件事：在东京，辫子是一条线，一边是剪了的，一边是没剪的。线的两头，不一定是革命者和保守派，有时候，只是方便不方便。
鲁迅另有一篇回忆，《藤野先生》，是 1926 年写的。他说，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候，花下有成群结队的"清国留学生"速成班，"头顶上盘着大辫子，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，形成一座富士山"。
东京的日本人，是这样看他们的。
鲁迅自己，是 1903 年 3 月剪的辫子。许寿裳回忆，他是弘文学院江南班剪辫的第一个。剪完以后，他走进许寿裳的自修室，脸上微微有点喜色。许寿裳说："阿，壁垒一新！"他用手摸了一下头顶，两个人相对一笑。（这段是王彬彬文章转引的，他注了《鲁迅回忆录》的页码；许寿裳原书没读到。）
鲁迅（1881–1936），1930 年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佚名，公有领域
不过鲁迅自己后来把这件事说得很轻。1936 年，他最后的文章里写："我的剪辫，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……也毫不含有革命性，归根结蒂，只为了不便：一不便于脱帽，二不便于体操，三盘在囟门上，令人很气闷。"他还说："在事实上，无辫之徒，回国以后，默然留长，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。"黄兴在东京念师范的时候，"就始终没有断发"。
所以，剪辫子，在当时，不一定等于革命。
回国也不容易。鲁迅在《病后杂谈之余》里写："我的辫子留在日本，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，一半给了理发匠。"一到上海，要先装假辫子，"每条大洋四元，不折不扣"。装了一个多月，他想，万一在路上掉下来，不是更难看，"索性不装了"。然后，"走出去时，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"，"最好的是呆看，但大抵是冷笑，恶骂"，"大则指为'里通外国'，就是现在之所谓'汉奸'"。
后来他说，他爱护中华民国，"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"。
一个年轻人，只是想剪掉一条辫子，回到自己的城市，要被人冷笑、恶骂，被人叫"汉奸"。读到这儿，我替他觉得累。
日本先剪的
有意思的是，日本自己，在三十年前，也剪过一次。
1871 年，明治政府发了"散发脱刀令"。意思是：剪不剪发髻，佩不佩刀，今后随意。注意，是"随意"，不是强制。1873 年，明治天皇自己剪了。
1872 年 11 月，政府又规定：官员的正式礼服，改穿西式的。同一年，女性剪发，被禁止了。
所以，日本这一轮，有三个特点：谁决定的？政府。强不强制？剪发不强制，官员礼服强制。对谁？男人先，女人晚得多，女性洋装化，比男性晚了十五年左右。（这些，是日文网页的摘要，法令原文没有读到。）
对照一下，1645 年，清军入关以后的剃发令，是强制所有汉人的。到 1912 年，才算解除。
剪完了，穿什么
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
1895 年，孙中山和陈少白，在横滨，剪掉了辫子。冯自由的父亲，在横滨开店，那天他们是在店里剪的。衣服，是洋服商人谭发，代他们做的。
注意：1895 年，剪完辫子，换的是西服，不是别的。
再过五年，1900 年，章太炎剪了辫子，写了一篇《解辫发》。他想的，不只是剪掉。他说，自己"年已立，而犹被戎狄之服"，想"荐绅束发，以复近古"，把头发束起来，回到近古的样子。但是，"日既不给，衣又不可得"：时间来不及，衣服也找不到。
章太炎（1869–1936）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佚名，公有领域
于是他退一步，学古书里吴越人的"断发"。（《解辫发》，鲁迅在《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》里引了，原文是从那里读到的。）
衣又不可得。这五个字，是 1900 年，一位想复汉衣冠的人，亲口说的。
读到这五个字，我心里一沉。一个人想把祖先的衣服穿回来，却发现找不到一件。不是因为没有人愿意，是因为那套衣服已经两百多年没有人再做了。
1903 年的东京，留学生里，"穿西服的比例，越来越多，更常见的，是日本学生服"（这是日本学者研究的概括）。1912 年，民国颁布新服制，西服和长袍马褂，几乎并列。没有选汉服。
后来的中山装，据说，结合了日本学生服、西式军便服，和中国的情况。（来历、年份，说法不一，没有核。）
香港一家裁缝店里的中山装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Peachyeung316，CC BY-SA 4.0
所以，"剪完辫子穿什么"，一百多年前的答案是：西服，和日本学生服。日本学生服，本身又是从西式军装来的。衣服，经过了两次转手。
至于留日学生自己在日本平时穿什么，周作人说过。据一位学者的转引，他和鲁迅在东京，"上学时穿学生服，平时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"，"衣、食、住各方面过的全是日本生活"。他们是故意的，他们认为"不从生活上去体验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"。（这是转引，周作人的原文章节没有找到。）
不是为了替代什么汉服，是为了了解日本。
一个词，是怎么回来的
"革命"这个词，也是那几年，换了用法。
冯自由写过一篇小文章，叫《"革命"二字之由来》。他说，1895 年以前，党人从来没有用"革命"二字做名称，从太平天国到兴中会，都是"造反""起义""光复"。
1895 年，广州起事失败，孙中山、陈少白几个人，逃到日本。船过神户，他们上岸买了张日本报纸，上面有一条新闻，题目是《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》。
孙中山对陈少白说："革命二字，出于《易经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，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，意义甚佳，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。"
冯自由还补了一句，日本人最先拿它去翻译英文的 Revolution。
所以，词是中国的，《易经》里就有。但把它当成一个党的名字，当成"政治与社会的大变革"，是从日本转了一圈，回来的。（这是冯自由几十年后的回忆，对话不能当逐字史料。）
鲁迅的那句话
三十年后，1934 年，鲁迅给木刻家陈烟桥写了封信。信里有一句，后来被改写成了"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"。
原话是这样的：
"我的主张杂入静物，风景，各地方的风俗，街头风景，就是为此。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色彩的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。打出世界上去，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。"
紧跟着，还有一句，很少被引：
"况且，单是题材好，是没有用的，还是要技术；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，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，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。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，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，有些人就不敢买了。"
（这段是吴俊 2020 年的文章引的，原信没有读到。）
所以，鲁迅说的，其实是个很实际的话：想让木刻被更多的人看见，别一上来就吓人，先画风景，画风俗；"地方色彩"，是容易被别国注意的办法；但前提，是技术要好。
"民族的"和"世界的"之间，鲁迅放了一个条件：技术。
一百年后
2003 年 11 月 22 日，郑州，一位电力工人，穿着自己缝的汉服，走过街头。后来，这一天成了"汉服出行日"。
现在，汉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圈子。
汉服社团的射艺活动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Allervous，CC BY-SA 4.0
日本也有这个现象。日本的和服，今天主要穿在人生的仪式上，成人式、婚礼、毕业典礼，日常里很少。年轻人里，对和服有兴趣的，女性大约六成，男性大约三成。租借，占了市场的两成。
所以，这是第二轮了。一百年前，向往的是西服。现在，在日常里，大家穿的，还是西服。民族的衣服，是节日的，仪式的，拍照的。
有人会说，这是"终于醒悟"。我看，更像是并存。
再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。海湾国家的民族服饰，据学者的研究，规范是国家在石油时代建立的，和石油以前当地的穿着，并不一样；在公民比外来者少很多的国家，服饰成了分辨"公民"的标志。被发明出来的，也可以是很牢的身份。
我想到的
这几件事连起来，问的是同一件事：衣服是谁决定的。1645 年是清廷，用的是"不从者，杀"。1895 年和 1903 年是自己，在日本，一边躲，一边剪。日本 1871 年是政府，用的是"随意"两个字。2003 年是一个郑州的工人自己缝了一件衣服。决定的人换了好几轮。我觉得最好的是最后那一种：没有人规定，没有人批准，一个人想穿，就穿了。
反过来看
第一，日本对辛亥革命的作用，不能说满。同盟会 1905 年在东京成立，是真的；但国内的会党、新军、立宪派，同样有作用。
第二，日本对革命党，并不一直友好。1903 年，日本政府应清公使的要求，解散了拒俄义勇队，姚文夫事后，也找了日本警察。
第三，"醒悟"这个叙事，要小心。没有人放弃过西服。日本男性 1872 年穿上洋服，到今天；中国日常，也是。民族服饰，更多是在某些场合并存。而且，一百年前，同时也有一股往回走的力量：国粹派，章太炎，也提过恢复汉衣冠；只是民国官方，没有选。
第四，海湾的例子，也可以反过来用。国家出资、写进规定、和待遇绑在一起的"传统"，正是批评者说的"被发明的传统"最典型的样子。它很牢，靠的是待遇，不一定是认同。
第五，鲁迅那句话，说的是木刻的策略，不是一条普遍规律。
民族的衣服，要不要成为一种身份？我的回答是：要，但只能是自愿的，是过节的，不能是被规定的。我在前言里说过，我要的"一致的文化信仰"里，有一块是"服章"：清明那天，一家人穿上整齐的衣服去祭祖，成人那天，穿上祖先的样子，行一个礼。这是让一个人在某一天知道自己站在谁的后面。可我也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穿被人看低，也不想让任何一个政府把它写进规定。海湾的例子让我很警惕：一件衣服一旦和待遇绑在一起，就不是"服章"了，是"证件"了。我要的是前者：不靠规定，靠一个人在某一天愿意。
写给日本的朋友，也写给中国的朋友。你们的祖先，一个在 1871 年剪下了发髻，一个在 1903 年的东京剪下了辫子。那个剪辫子的年轻人，回国要先装一条四元钱的假辫子，装了一个多月，走在街上，被人冷笑，被人骂作"汉奸"；更早几年，章太炎想把祖先的衣服穿回来，写下的却是"衣又不可得"。他们不知道，一百多年以后，会有一个郑州的工人自己缝了一件汉服走过街头，会有人在成人式、在节日里，把祖先的衣服又一件一件穿上。每一代人问的，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：我是谁的后代，我愿不愿意在某一个日子，让别人也看见。
如果一件衣服，是别人替你决定的，你会不会愿意再穿回去？
参考资料
- 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：〈《革命军》作者邹容〉〈孙陈剪辫易服〉〈"革命"二字之由来〉（维基文库）
- 章太炎《邹容传》，转引自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《头发的故事》注
- 鲁迅《头发的故事》（1920）、《藤野先生》（1926），《鲁迅全集》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）
- 《鲁迅断发照》，中国作家网，据许寿裳回忆（原文待核）
- 胡令远《周作人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刍议》，《日本学刊》，中国作家网 2013 年转载（引周作人）
- 吴俊《再论"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世界的"——从鲁迅的信说到跨文化传播》，《文艺争鸣》2020 年（引鲁迅 1934 年 4 月 19 日致陈烟桥信）
- 日本散髪脱刀令（1871）、洋服令（1872）：日文网页摘要，原文待核
- 日本和服今天的穿着调查：日本调查摘要，待核
- 海湾国家民族服饰：National Dress in the UAE: Constructions of Authenticity 等（摘要，原文未读）
- 配图出处见各图图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