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辆没有造成的车
2006 年，塔塔集团想在西孟加拉邦的辛古尔（Singur）建一座工厂，生产"全世界最便宜的汽车"Nano。当时，西孟加拉邦政府征了大约 997 英亩的土地给塔塔，用的是 1894 年英国人留下来的《土地征用法》。
塔塔 Nano。它原定在西孟加拉邦的辛古尔生产，2008 年因征地冲突搬去了古吉拉特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The original uploader was Nikkul at English Wikipedia.，CC BY-SA 2.0
其中有大约 400 英亩，是从不愿意卖的农民手里拿过来的。抗议、堵路、暴力冲突接连发生。2008 年 10 月 3 日，塔塔宣布撤出辛古尔，10 月 8 日宣布把 Nano 工厂搬到古吉拉特邦的萨南德（Sanand）。
这件事的后果比一家工厂大得多：
- 它被认为是左翼阵线在 2011 年邦选举中，结束 34 年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；
- 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立法：2013 年印度通过了《土地征用中的公平补偿、透明度和重新安置法》，规定政府为私营公司征地，必须得到 80% 受影响家庭的同意；如果是公私合作项目，需要 70%。
辛古尔后来还有后续：2016 年 8 月 31 日，最高法院裁定当年的整个征地过程非法，要求 12 周内把土地归还农民（拿过补偿的农民不用退钱）。
从那以后，印度的工业界和政治家，一直记着这件事。
先看土地本身
印度的土地，最显著的特点是碎。
据 2015 到 2016 年的全国农业普查：
- 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面积只有 1.08 公顷；
- 边际农户（不到 1 公顷）占了所有农户（经营单位）的约 68.5%，平均每户只有 0.38 公顷，合起来只占约四分之一的耕地；
- 小农户和边际农户（不到 2 公顷）加起来，占了农户的 86.2%，但只有 47.3% 的耕地；
- 边际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，过去四十年几乎没变过。
也就是说，一个村子里的地，被分成无数条窄窄的小块，每一块都属于不同的家庭，而且还在因为继承不断被继续拆分。这是一个靠生孩子持续降低人均面积的体系。
对想盖工厂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：一块 100 公顷的地，背后可能是几百户人家，几百份产权。每一个人都有权同意或不同意。谈判桌要很大，议程要很长。
还有一个数，能说明印度的地有多"难"：法院。研究机构 DAKSH 2016 年做过一次全国调查，地区法院里的民事案子，大约三分之二跟土地和房产有关。政策研究中心（CPR）的一份政策报告引用的数据说，一桩征地纠纷，从起头一路打到最高法院，平均要二十年。一个厂子要用的地，只要有一块的地契说不清，就可能在法院里躺上半辈子。
为什么农民不肯卖
从农民的角度看，不卖有几个很实际的理由：
2014 年的辛古尔，亚洲公路 1 号线穿过这里。 图源：Wikimedia Commons，Biswarup Ganguly，CC BY 3.0
一、地是唯一的保障。 印度农村的社会保障很薄，土地既是生产资料，也是养老金、保险和身份。卖了，钱花完了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二、工厂不一定给他们工作。 农民卖了地，工厂招工时要求的技能他们不一定有；有的项目最终只雇了很少的当地人。
三、补偿和实际价值之间的距离。 在一些历史上的项目里，土地被便宜征走，转手却以高价卖给开发商，这样的事情积累了信任的赤字。
四、产权不清晰。 印度大部分土地的产权记录，是"推定产权"：登记记录并不能完全证明谁拥有这块地，只是一种初步的证明。这就让"卖地"本身变得复杂，也容易产生纠纷。
另一些让工厂难建的事
土地只是其中一道门。
劳动法。 长期以来，印度的劳动法很复杂，有 29 部相关的中央法律。其中一条规定，雇工超过 100 人的工厂要裁员，需要政府批准。这使得很多企业宁愿保持小规模，避免越过这条线。有些厂长的最高目标，是停在 99 人。
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四部新的劳动法典同时生效，把这些法合并，其中一项改变是：裁员需要政府批准的门槛，从 100 人提高到 300 人。据对 2017 到 2018 年工业年度调查数据的估算，只有大约 7% 的工厂（雇着约 16% 的工人）还在这条线之上，也就是说大约 93% 的工厂不再需要批准就可以裁员。工会和一些批评者说，这是对工人权利的削弱；支持者说，它会让企业更愿意扩大规模、雇更多人。
邦与邦的差别。 印度宪法里，土地属于各邦管。这意味着，一家公司在古吉拉特邦能享受的审批速度，可能和在西孟加拉邦完全不一样。
基础设施。 电、水、港口、公路，这些也都是问题，但这不在本篇的范围，不然这一篇就写不完了。
可是有的地方能成功
要说"印度什么都建不成"，也不对。
苹果的例子。 2025 年，苹果在印度组装了约 5500 万部 iPhone，占全球产量的大约四分之一；印度已经有五家 iPhone 工厂，三家是塔塔集团的，两家是富士康的。富士康在班加罗尔郊外一座约 26 亿美元的新工厂，2025 年下半年已经开始生产 iPhone 17 等机型。（详见《被偷走的三十年》）这些工厂大多在泰米尔纳德、卡纳塔克这样的邦，它们的办法，是邦政府提前准备好"工业园区"，把地、电、水一次性打包给企业（泰米尔纳德的国有工业园区开发公司 SIPCOT 是一个例子）。
"土地集合"的办法。 安得拉邦在 2015 年，为了建新首府阿马拉瓦蒂，让农民自愿把地"入股"，政府统一开发，之后按比例还给农民一部分开发好的地。据报道，2015 年 3 月就拿到了农民们 3.3 万英亩的同意。这是绕开强制征收的一种尝试；这个项目后来随着政权更替几经反复，今天的进展我没有细查。
也就是说，问题不是"完全不可能"，而是要么慢，要么需要一个有能力协调几百个家庭的邦政府。
一次没有走完的改革
再补一个政治上的记忆。
2014 年莫迪政府刚上台时，曾想修改 2013 年的征地法，把一部分项目（国防、乡村基础设施等）从"需要同意"的要求里豁免出来。2014 年 12 月以总统法令的形式推出，后来在议会两院都没有通过，2015 年 8 月法令失效。
2020 年 9 月，政府又推出三部农业改革法，被农民（特别是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）认为会削弱他们的保护，在德里周边抗议了一年多，2021 年政府撤回了这些法律（《被遗忘的少数派》提到过）。
这两次都说明，在印度，"改革"一碰到农民的地，政治成本就非常高。
反过来看
第一，"征地难"有它的正当性。 印度独立以来，大型水坝、矿山、工业区，让很多人失去了土地，其中很多是部落和贫困农民，补偿和重新安置往往不足。这段历史让"同意"变成了保护，而不是障碍。
第二，有人认为，问题的根子不是"要同意"，而是"没有替代"。 如果卖地的农民能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、一份合理的补偿、一个新的住处，愿意卖的人会多得多。也就是说，缺的是工作，而不是同意制度。
第三，"快"也有风险。 如果一个国家用很快的办法，把农民的地转给工业，出的问题也不少，比如 2007 年西孟加拉邦的南迪格拉姆（Nandigram）冲突，也是因为要为一个化工特区征地：2007 年 3 月 14 日警察开枪，官方说 14 名村民死亡。
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，其实是靠着一小块地"保险"的，那么在没有更好的保障之前，你怎么说服他们把地让出来？
参考资料
- 印度农业普查 2015—16（平均农户规模 1.08 公顷；边际农户 65.45%）
- 《Right to Fair Compensation and Transparency in Land Acquisition, Rehabilitation and Resettlement Act, 2013》
- 关于辛古尔与塔塔 Nano 的报道（Finshots、The Wire、Open 杂志）
- 印度劳动与就业部及媒体对四部劳动法典（2025 年 11 月 21 日生效）的介绍（Deccan Herald、India Briefing、Kotak MF 等）；批评方观点（Janata Weekly）
- Counterpoint / Asymco / ETV Bharat / Business Today：iPhone 在印度的产量与出口
- DAKSH《Access to Justice Survey》2016（Bar & Bench 2017 转述）；CPR《Policy Challenges 2019–2024》关于土地纠纷的论文 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