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里说的第三种答案，是一个真正有人信的宗教。天国篇里，洪秀全从外国的书里去找；这一组里，有人回过头，想把自家的孔子做成一个教。

这是我最在意的一组，因为他们想做的事，和我想做的最像。

《不祀孔则违法，祀孔则叛教》讲这场尝试的正面。1912 年孔子诞辰那天，陈焕章在上海办起孔教会，到场的据说只有五六十人，行的是三跪九叩。第二年，他们把请愿书送进国会，要把孔教写进宪法当国教。天坛宪草只留下一句"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"。1916 年康有为又上书，陈独秀回了他那句："不祀孔则违法，祀孔则叛教，无一是处。"一直吵到 1923 年，宪法第十二条写的是"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"。孔子进了宪法，孔教没当成国教，尊孔反倒成了一种可以不选的自由。

《"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"不是顾炎武说的》看起来跑了题，其实是同一件事的背面。顾炎武原话把"国"和"天下"分得很清楚：保国是君臣的事，保天下才是匹夫的事。这段话在《四库全书》里被删了。八个字的说法，目前能核到最早的是 1897 年梁启超劝人办女学堂的一篇文章；到了 1915 年，袁世凯拿它接受帝制，"天下"被换成了"国"，"国"又换成了他自己的皇位。

为什么这两篇放一起？因为它们问的是同一个问题：依归能不能交给国家来认定。孔教会走的路，是先要国家给名分、给条文，再回头去找信众；那八个字走的路，是把"天下"一点一点并进"国"里。两条路，最后都把一个本来比国家大的东西，交到了国家手里。

我对孔教会的人是有敬意的。陈焕章、康有为，不管后来怎么被人记，他们是真心想让孔子活下去的人。1917 年张勋复辟，康有为在"新朝"里当了官，复辟一败，孔教会也跟着背上了"复辟"的名声。一个想让孔子活下去的人，最后被人记成了复辟的帮手，想想也真是难堪。

他们败在哪里，那篇里我说了三处：靠国家，绑帝制，连自己设想的"教会"都没做出来，没有每周的聚会，没有名册，没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日常。所以孔教会失败，只能说明这一版走不通，说明不了儒家不可能变成宗教。

这一组给我的教训很具体。我想要的那个东西，不进法律，不当国教，也不要求谁"必须"信。国家要登记，就登记；什么算宗教，不由它来定义。